西藏档案馆内至今保存着一份《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》：1953年，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身边做事。当达赖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，并命令凡是出身金、银、铁匠，屠夫等家庭的人均被视为下等下级人，不能在政府里做事，不能和其他家庭通婚。在“法典”明确规定之下的森严等级制度中，金、银、铁匠，屠夫等同乞丐视为最低贱的人。西藏妇女也被“法典”列为这一等级之中，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妇女更是如此。

“法典”关于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：“人有等级之分，因此命价也有高低”。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、大活佛，其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；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、屠夫、猎户、匠人等，其命价为草绳一根。在关于处置犯罪人家属的条文中称：“绝嗣之家，其妻室有父归父，无父归其兄弟近亲”。或者“无父”，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、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之一人。某人“若从牦牛身下救人，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，无女则给妹，无女、无妹则给银200两”。可见，在森严等级制度下西藏妇女地位的低下，可以与牲畜并列，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定其归属，可以当作礼品赠予他人。妇女同屠夫、猎户、匠人等，在森严等级制度下受着整个社会的歧视与奴役，实际上是被排斥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的“非人”，人权的概念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。

三大领主的利益在“法典”中毫无例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农奴如果“触犯”了三大领主的利益，“法典”规定：“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，削其腿肉，割舌，截手，推坠悬岩，抛入水中，或杀戮之，惩戒将来，以免效尤”。对于广大农奴和奴隶的权利，“法典”则没有丝毫保障，遭到迫害的农奴和奴隶甚至连喊一声“冤枉”都是非法的。“法典”规定：“向王宫喊冤，不合体统，应逮捕械击之；不受主人约束拘捕之；侦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；百姓碰撞官长者拘捕之”。还规定：凡仆人反抗主人，而使主人受伤较重的，要砍掉仆人手和脚；如主人打伤仆人，延医治疗即可；如打伤活佛，则犯了重罪，要挖眼、剁脚、断手或处以各种各样的死刑。正是这些骇人听闻的规定，使三大领主随心所欲地对农奴和奴隶施行各种残暴行为。

“法典”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纲领性规定，远远不能说明三大领主对农奴和奴隶的残暴。寺庙可以根据“法典”制定详细的“寺规”，贵族可以根据法典在自己的庄园制定详细的“家法”，寺庙和贵族可以自备刑具，私设公堂，刑罚农奴和奴隶，甚至可以将农奴和奴隶处死。三大领主要践踏农奴和奴隶，想制定什么就制定什么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已故十世班禅大师1988年4月接受《民族团结》记者采访时曾深有感触地说：“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，西藏处在政教合一、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。其黑暗、残酷的程度，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“那时候，僧俗领主都有监狱或私牢。当时刑罚非常野蛮残酷。像剜目、割鼻、断手、剁脚、抽筋、投水等。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、脚镣、棍棒和用来剜目、抽筋等残酷的刑具。”

不仅如此，只要三大领主需要，哪怕是达赖自己的祝寿需要都会残害农奴和奴隶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的上世纪50年代初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，信件写道：“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，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。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，需于当日抛食，急需湿肠一副，头颅两个，多种血，人皮一整张，望立即送来。”这种对人身血淋淋的戕害，竟然被一些人认为是“人权”，是“美妙的制度”，其仇视人民的反动本质昭然若揭。